体现周朝王权的正统

　　历史上，“王”曾经是中国最高统治者的称谓。在先秦，称王的，主要有这么几种情况：一是来自于王位的继承，二是僭越自封，三是来自于改朝换代。这样一来，里面就存在合法与否正统与否的问题。比如，甲骨卜辞说：“王占曰：有祟。八日庚戌，有各云自东贯晦。昃，亦有出虹自北饮于河。”里面的“王”，是指商王武丁。意思是武丁通过占卜预测到了灾祸。这个王源于继承，正统性没有问题。1978年湖北随州市曾侯乙墓出土的镈钟，铭文为：“唯王五十又六祀，返自西阳，楚王酓(熊)章作曾侯乙宗彝，奠之于西阳，其永持用享。”楚国在周朝的爵位是子爵，里面的楚惠王熊章，是僭越称王，因为当时正统的王是周天子。周朝取代了商朝，是臣子取代了自己原来的君王，自然要强调自己的合法性与正统性，于是通过改变历法正朔的方式来表示“王权天授”（一年第一个月为正，一月第一天为朔）。这在《春秋公羊传》也有体现：“隐公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眛。”接着来解释：“王者孰谓？谓文王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用现代文来翻译，“王”是指周文王，“正月”是周文王历法的正月。里面的“春王正月”，正是罗万杰写在“垂裕堂”堂匾上的内容。

　　周朝人的做法，之前已有先例。夏朝把一月当作正月，商朝取代了夏朝，就把夏历的十二月当作岁首的正月。周朝的“王正月”，就是把商朝历法的十二月，也就是夏历的十一月当作正月。于是夏商周三代就有了建寅之正、建丑之正、建子之正，后人称为“三正”。《史记·历书》中说“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因为历法体现上天日月星辰的运行，王权天授，历法正朔就是王权（皇权）的象征，所以在王朝更迭之际，采用哪家历法正朔同时也表明了政治取向。那么，罗万杰题写“垂裕堂”堂匾为何用了周朝的“春王正月”？

　　体现罗万杰政治智慧

　　公元1644年，即是农历甲申年，李自成的农民军攻破了北京城，明崇祯皇帝在煤山上吊自杀，明朝灭亡。同年，清摄政王多尔衮指挥清军入关，打败了大顺农民军。清顺治帝迁都北京，颁布了新的历法《时宪历》，宣告一个新的“受命于天”的王朝的到来。

　　此前一年，即明崇祯十六年（1643），时任明朝清吏司郎中的罗万杰，因母丧回到家乡揭阳县上阳（今丰顺县汤南镇）。“甲申国变”后，罗万杰响应南明小朝廷的号召，尽出家资，约请诸同道募兵抗清。丙戌年（1646），在多次失败之后，见大势已去，他不得不尽散诸勇健而披发入山，草衣蔬食，礼佛问禅，此后没有再出山任职。也就是说，他始终坚持忠义，不做贰臣。就在丙戌年（1646）题写“垂裕堂”堂匾时，他已经知道，随着时局的变化，南下的清兵占领潮州，已经是不可避免（就在当年，潮州府正式改用清朝纪元）。当时的大埔和丰顺同在潮州府的管辖范围，用明朝纪年的政治风险很大，他必须为“垂裕堂”罗氏作长远考虑（就在两年后的1648年，毛重倬为坊刻制艺所写的序文，因为没有写“顺治”年号，被大学士刚林认为是“目无本朝”，是目无“正统”的“不赦之条”，牵涉甚广）。另一方面，广东及沿海一带局势仍有反复。1648年4月，清朝广东提督李成栋在南雄宣布广东叛清，归附明桂王朱由榔。他死后，其部下潮州守将郝尚久于1650年宣布降清，三年后又宣布叛清。之后的1674年，潮州总兵刘进忠宣布剪辫易服改恢复明朝正朔，直到1677年他反清失败再次投降清朝，粤东局势才最终稳定下来。

　　在此期间，作为明朝遗臣的罗万杰，题写匾额如果用了清朝的纪年，也会给他和“垂裕堂”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所以，用圣明君主的周文王，代表古代理想社会的周朝，来称颂当时的正统“君王”和“国家”，无论谁当政，都可以接受。而经书上的内容，谁也无法否定。“春王正月”可以起到两全的效果——这足以体现饱读诗书的罗万杰的政治智慧和过人之处，也是对“垂裕堂” 堂匾的“春王正月”的一个合理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