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传

　　杨应彬，笔名杨石， 1921年出生于大埔县百侯镇。1935年10月在上海加入左翼教联，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前，在上海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抗战后奉党组织派遣进国民党张发奎部从事战地宣传、军事、统战及中共地下工作，“潜伏”十年之久，关键时刻截取了蒋介石给张发奎的密令，通过组织电告周恩来、叶剑英，挫败了蒋介石企图制造第二次“皖南事变”的阴谋，挽救了抗日东江纵队2500多名骨干精英，为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新中国成立后，杨应彬历任广州军管会副秘书长，省政府办公厅主任，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省委副秘书长，省委常委、秘书长，省政协常务副主席、党组书记，广东中华诗词学会创会会长。2015年7月13日在广州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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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幼早将身许党，丹心一片向阳红。”

　　杨应彬1921年10月出生于大埔县百侯镇一个贫民家庭。家境的贫寒使他幼年起便挑起了生活的重担，而他记忆中挥之不去的是母亲挑担维持一家人生活的背影。对于穷人水深火热的生活，杨应彬从小便感同身受。在家乡大埔因为常有红军活动，红军为穷人谋解放的宗旨让杨应彬对红军充满向往，坚定了为穷苦大众奋斗的信念。

　　1934年夏，这个未满13岁的少年穿着一件背心、一条裤衩，赤着脚，带着一支钢笔和几十张过期的日历纸，随陶行知派到家乡百侯中学任教的老师去了上海，他沿途看到帝国主义者对同胞的压迫，对国家深重的苦难有了更深的体会，他将自己的愤慨和不满写在日记里。后来，日记在陶行知的提议下出版，取名为《小先生的游记》。

　　次年9月，杨应彬第二次去上海参加山海工学团，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左翼教联。1936年6月19日，经王洞若和王东方介绍，他正式宣誓入党，当时还不满15岁。

　　杨应彬的儿子杨小斌曾告诉媒体：“父亲回忆起那一天，心情仍无比激动。当时为了防止意外，他们宣誓完毕就将画在红色香烟纸上的党旗烧掉了，但是党旗却永远在父亲的心头，支持他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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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皮红心”峥嵘岁月，地下“潜伏”十年之久

　　说起在敌后“潜伏”的经历，杨应彬曾这么概括：“我们穿着国民党的衣服，吃着国民党的饭，却干着共产党的事。”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时任淞沪战场右翼军总指挥兼第八集团总司令张发奎邀请郭沫若帮助成立“战地服务队”，杨应彬等十位共产党员受党派遣进入战地服务队。同年10月，根据周恩来指示，这10位党员在服务队内部成立“中共特别支部”，左洪涛任书记，刚年满16周岁的杨应彬是其中年龄最小的成员。他没想到的是，这一潜伏就是十年。

　　后来，杨应彬经由上级派遣，进了国民党军校进修学习，毕业后在参谋处作战科当参谋。日本投降后的1946年，因职务之便，杨应彬获悉中共、国民党和美国三方要解决东江纵队北撤问题。三方面的人士到了广州之后，下榻沙面宾馆。不料国民党谍报队的人化装成宾馆的服务员、炊事员，监视当时的中共代表方方等人。杨应彬打听到消息立即告诉左洪涛。左洪涛便以行营副官处代理处长身份，去和方方见面。在握手时，他趁机把一张纸条递了过去，上面写着“这里的工作人员均是特务，要小心”。这样，内情就被同志们知道了。

　　当时东江纵队的主力、骨干2500多人，打算按约定在大鹏湾集合登船。但蒋介石想趁共产党部队集中时把队员消灭，这事被杨应彬知道后，立即转告左洪涛。左洪涛当天就找到《华商报》主编、民主人士萨空了，要他把这一特急情报转告尹林平。尹林平一方面想办法通知周恩来、叶剑英同志，一方面告知方方和东江纵队，同时在香港通过媒体作了揭露，打了国民党一个措手不及。

　　多年后回忆那段“白皮红心”的峥嵘岁月，杨应彬写道：长相忆，抗战八年长。身在曹营心在汉，明珠资质夜生光，驰骋似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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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党曾下令：秘密枪毙杨应彬

　　杨应彬将十年的潜伏称之为“深入虎穴，随时准备掉脑袋”。

　　1940年5月，杨应彬进了中央军校四分校（贵州独山）第十七期学习。体质较弱的他学习十分刻苦，在升学时，术科综合考试在全总队1000多人中名列第一。

　　1940年12月的一天，杨应彬在结束当天训练后，突然被大队长喊去问话。大队长拿出三张分别摘写着“巴黎公社的穷孩子都是很英勇善战的”、“希望这次由柳州回韶关去，能拨开云雾重见青天”、“相信你播下的种子萌芽了吧”等敏感句子的纸条给杨应彬看，说是从王洞若、郭弼昌、郑体诗三人来信中摘出来的，问：“你认不认识他们？信中的话是什么意思？”

　　杨应彬分析，自己未完全暴露，便沉着回答：“三个人我都认识，王洞若是我老师，郭弼昌是战地服务队队员，郑体诗是韶关游击干部班的学员，郭弼昌和郑体诗现都在四战区长官部。”眼见过多解释已无法脱嫌，杨应彬冷静地说：“我是张发奎长官保送过来的，希望学校向张长官调查，还我清白。”大队长终于缓下语气：“你先回队里学习。”

　　恰好在军校短训学习的战地服务队成员彭朗毕业回去，杨应彬即用拉丁语写了密信，请彭朗带回给夫人郑黎亚转左洪涛设法营救。

　　左洪涛对张发奎说，杨应彬在军校全总队考了第一名，为四战区争了光，希望张发奎能去函嘉奖。张发奎立即让左洪涛以他的名义给校长韩汉英写信，杨应彬终于化险为夷，躲过此劫。

　　“上世纪90年代，一位从美国回来的台湾学者专程来拜访我父亲，为我们揭开了一个隐藏了近半个世纪的秘密——当时，国民党奉行的是‘宁可错杀千人，不可漏掉一个’的方针，这位学者的父亲、军校区队长王应锻很快收到了上级下达‘秘密枪毙杨应彬’的命令。好在王应锻对我父亲印象不错，实在不忍心对这位成绩优秀的热血青年下毒手，于是有意拖延上级的命令，这才让我父亲免于一死。” 杨小斌感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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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为媒：日寇投降次日订婚

　　杨应彬与妻子郑黎亚是革命伉俪。1938年，杨应彬与郑黎亚相识于浙江金华前线。第二年，郑黎亚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共同的地下工作中，与杨应彬结下了深厚情谊。

　　杨应彬曾回忆：“我和黎亚的恋爱是抗战‘抗’出来的，我们那时决定不打败日本鬼子不结婚。” 于是，日本在密苏里舰正式签字投降的次日，杨应彬夫妇才在报上刊登订婚启事。

　　那时候，结婚要请示张发奎。张发奎说：“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要很好地回答我。你们俩究竟是不是共产党员？都是的话可以结，都不是也可以结，最怕一个是，一个不是，为什么？如果枪毙了一个，另一个就守寡了。”杨应彬夫妇听后都笑了：“张长官，我们跟了你八年抗战，还不了解我们吗？我们都不是共产党员。”“都不是那就结吧。” 张发奎说。当时党组织交代，为了进一步消除国民党的怀疑，婚礼举行得隆重些。后来杨应彬就在迎宾馆大厦宴请亲朋好友，张发奎做证婚人。

　　2011年8月28日，在省妇联举办的“夫妻恩爱·幸福永远”广东好丈夫好妻子评选系列活动颁奖典礼上，这对德高望重的革命夫妻被评为 “金婚好夫妻”，以74载的相爱相知见证了“不老爱情”。

　　家乡情结：

　　拿工资捐助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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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应彬非常关心家乡梅州的发展。从上世纪60年代起，他就坚持拿工资资助家乡的教育和建设，不仅捐资筹建了家乡的梅潭河水电站，还隔三差五捐大批书给母校百侯中学。

　　为纪念这位杰出乡贤，2013年，大埔县百侯镇投资近40万元打造了杨应彬革命生涯陈列室，并在杨应彬祖居永庆堂内挂牌。陈列室内主要陈列杨应彬的经历、照片、诗词等，供游客免费参观。（本报记者 何碧帆据资料整理撰写）

　　挽杨应彬

　　●古求能

　　献丹心为光明事业，淞沪潜蛟，东湖洗笔，无悔忆征程，虎豹丛中真健者；

　　执牛耳于南国诗坛，中流煮酒，韵海扬帆，回眸应笑慰，木棉树畔尽春晖。